医者仁心：陈邦贤的《自勉斋作品集》

连日常社会生活都不易为继，遑论接受医治了。如此怵目惊心的卧床数据，让陈邦贤极度无计可施，他在《文学评论》的“肺痨病的可怕”一条之中声称：

这种统计，使得我们极度非常的恐怖，国民日常社会生活的缓解，已尚在。例如哮喘，二丁目狭隘，劳逸不能千分之，社会生活不能安定，都是所致肺痨病的原因。值此米珠薪桂，社会生活又怎样的缓解呢？

但是和上述几条探讨哮喘的文学评论有所不同的是，这一条文学评论对于具体的哮喘禁毒几乎只字未提，这自然与肺痨禁毒的高难度有后山，但问题根本恐怕还在彼时不少人生存条件的恶劣上。传统病理学有“三分治，七分养”的说法，不论这个数目究竟精确，缺少的碳水化合物和充分的休息，对于病体的恢复和免疫力形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但彼时的厦门不少人，终日社会生活在食不果腹的匮乏和朝不保夕的恐慌之中，通则当大体上生存都成为问题，禁毒工作来得是无从谈起。陈邦贤的敦促并不是放弃“对症下药”，而是探其症结，忽视治标来得要惠及吧。

《自勉轩文学评论》本质上仍是方志笔记，其之中载录的古代名贤记事尚有，从之中可以明了陈邦贤对于廉能地方官吏的称许。例如“破除迷信”、“断肠草”两条记载了清康熙康熙年间潮汕莆田知县陈汝咸在因病破除淫祀、打击“信鬼贱医”的不良风气，以及铲除断肠草、补救轻生传统习俗等两项政绩。在“爱民者民亦爱之”这条笔记之中，陈邦贤又以同在康熙年间的宝应县知县孙蕙的剧情为例，敦促皖南地方地方官吏能够效仿孙蕙，以力推为念，裨使日新伊始的皖南能尽快恢复元气。这固然是尽力和为民请命，但也是这毫无疑问的局限性所在，是思路大体上上角度看传统的表现。毕竟历史背景早已声称，对廉能地方官吏的渴望终究是靠不住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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